不过，有挑战也有机遇。路江涌指出，从动因来看，国际创业受四大观点影响：跳板回流观、资源寻求观、制度逃逸观以及社会网络观。新兴市场企业可以利用国际扩张作为跳板来获取战略资源并减少国内的制度和市场限制，它们往往也期望通过国际化来获得技术、品牌和其他关键资源，从而解决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和品牌劣势。
当然，这两种态度并不冲突。头冷脚热，不失为一种两全的选择。汤哲辉建议，企业家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并带领出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推动人才本地化。同时要多做本地调研，尊重市场规则、尊重文化差异，对市场有敬畏之心。
中国出海“始于秦，兴于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到五世纪。当时出海的目的国多为周边国家，比如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帝国、波斯（今伊朗）以及东南亚等区域。出口的外贸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皮毛、陶瓷、铁器等。
明星企业的样板效应和头部企业的人才溢出效应逐渐显现，未来出海企业需要从“空军”的轻模式向“海军陆战队”的重模式转变，保证业务和团队的“上岸”。
中国企业在加速“出海”的风浪中，也在加速着全球营销、外贸人才的培养。
出海近二十年，腾讯并未在全球市场复制“腾讯系”。在财务投资人和战略投资人的光谱中，腾讯在多数时候更偏向前者；被投公司即便一飞冲天，通常只会体现在腾讯的投资收益中，并不会让腾讯在相应赛道获得话语权。
中企出海不仅是商业现象，还涉及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公共议题。作为经济社会现象的企业出海行为，不仅由企业单方面决定，更需被置于国内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在出海生态中，除了企业等各类商业机构与市场主体，中国及目标国政府作为跨境经济活动中法律与政策的供给方，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特别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中国，国家的政策与举措对企业经营活动一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在有关中企出海的既有研究中，对此的公共讨论很少。
近年来的政策显示，鼓励“走出去”的行业、领域、目标和国别，具有越来越强的导向性。文化、基础设施、新出口、战兴产业等被明确鼓励“走出去”，且政策明确引导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发展此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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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去年，就已经出现一些大模型厂商布局全球化，不过产品和应用场景多偏向于C端客户。
艾雪刚进印尼时，也是碰到了“和路雪”，但和路雪在印尼做下沉遇到了挑战，特别是前面讲到的夫妻老婆店因为没有冰柜无法覆盖，艾雪团队非常聪明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采用了中国的经验和打法），向下沉市场的夫妻老婆店投放大量冰柜，不但激活了很多之前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而且领先抢占了大量零售终端。
出海不是新鲜事，在中国互联网高速增长的十几年中，出海应用从以工具产品为主，更迭到社交娱乐，市场不断拓宽。新一轮的出海潮与以往有鲜明的对比，以前，中国出海应用只在边缘市场做探索，而现在则是面向主流市场全面进攻，从定位在市场“跟着分一杯羹”的补充产品蜕变为海外领军的主流产品。
首先，驱动模式在变化。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硬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汤哲辉认为中企出海呈现从成本驱动到利润驱动的趋势。成本驱动指，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或迁往内陆，或走到海外，将产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get more info 中国政府在企业走出去领域，发布了哪些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怎样的意图或态度？政府主导之外的市场运行，有哪些是国家意图之始料未及，但又明显影响了出海走势的力量？政策导向和企业的市场决策存在哪些异同和互动？